中国震撼 中国震撼经典读后感10篇

时间:2021-04-03阅读量:172手机版

《中国震撼》是一本由张维为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5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震撼》读后感(一):理性看待“震撼”

自《中国触动全球》之后,近日又读了张维为所著《中国震撼》一书。书中提出“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对“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文风与此前别无差别,通俗易懂,叙述清晰,其中许多论断均有精辟独到之处。“以我为主”的视角贯穿始终,对现实问题后的历史、文化、哲学、人文等背景因素有了更多解读,通读下来还是比较畅快的。诚然,中国今天已经让西方有所“震撼”,但“震撼”的恐怕只是上层精英,而程度还很难讲,真正要影响国外广大民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到了那一天,恐怕才能算“文明型国家”成熟之时。

此外,书中的内容虽然精彩,但前后重复较多,论述的整体感不强,再下一些功夫,至少可以去掉三分之一的文字量,这样会更加精妙一些。一本好书,还是需要反复打磨的,否则也难算精品。

今日的中国和国人,既要有自信,也要有所畏、有所虑。但掌握好这个“度”,挺难……

自《中国触动全球》之后,近日又读了张维为所著《中国震撼》一书。书中提出“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对“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文风与此前别无差别,通俗易懂,叙述清晰,其中许多论断均有精辟独到之处。“以我为主”的视角贯穿始终,对现实问题后的历史、文化、哲学、人文等背景因素有了更多解读,通读下来还是比较畅快的。诚然,中国今天已经让西方有所“震撼”,但“震撼”的恐怕只是上层精英,而程度还很难讲,真正要影响国外广大民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到了那一天,恐怕才能算“文明型国家”成熟之时。

此外,书中的内容虽然精彩,但前后重复较多,论述的整体感不强,再下一些功夫,至少可以去掉三分之一的文字量,这样会更加精妙一些。一本好书,还是需要反复打磨的,否则也难算精品。

今日的中国和国人,既要有自信,也要有所畏、有所虑。但掌握好这个“度”,挺难……

《中国震撼》读后感(二):黄亚生:中国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国

黄亚生:中国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国发布时间:2012-03-1008:38作者:黄亚生字号:大中小点击:739次

一、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GDP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Cooper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

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二、20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历程与启示

巴西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可谓曲折。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时,巴西军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

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奇迹”的取得是基于这样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税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行以投资促增长的政策,尤其重视对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实现强迫的“工业化”;巴西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对外资的偏好政策等等。与GDP高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配套设施投入等方面却严重不足;国民财富收入的分配机制僵化,导致社会的财富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当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634,0.602,0.568,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巴西近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

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使巴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给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后患。历史表明,这些问题的确给巴西经济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对比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2010年却不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1/4;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金融危机屡次爆发,经济发展速度也缓慢难行,结果导致政治上也不稳定,从而更不利于经济发展。

巴西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目前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样的选择政府主导、一样的推行外资优先、一样的GDP崇拜,一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当然也一样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样的土地配置问题。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例,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的观念,都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通过对巴西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发展思路和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因为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发生过。再以收入分配为例,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却恰是由于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而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因此很快稳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若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彼时巴西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决。所以,中国可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改革经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只有国家的普通国民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实现良好的循环。“三架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消费,政府的消费数量较小且失其公,而国际市场的消费受到的干扰因素极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重新审视和定位普通国民的消费能力,这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因此,具备相似发展经历和发展阶段的中国更应该分析、总结并吸取巴西的经验和教训,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发展方式,既鼓励效率同时要兼顾公平,立足当前更应规划未来,而不应该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社会成本再重复巴西的曲折发展之路。

三、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态势比较

据世界发展指标(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显示,1978~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9.73%,印度仅为5.37%;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印度的几倍,而且出口远远高于印度;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比重相对印度而言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减少。基于这样的事实,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将印度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腾飞根本不是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而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所导致。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可能超越现在的中国。就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言,在中国经济最初的起飞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投资领域更为准确的概况应该是:先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才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可从近年来印度的发展轨迹得到实证。目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从原来的4%-5%慢慢提高到了8%以上。这些成绩是在并没有依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是,一旦印度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有理由相信外商直接投资会大量流入这个国家。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将会产生新的资源,并带来投资机会。而一个国家有了新的资源,就可以将其配置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对比中国和印度,有些细节值得注意。第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增长差距在缩小。平均而言,1978~1997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快近两倍,但在1998~2004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只比印度快50%;第二个重要的细节是,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后者。1978~2004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约为印度的2.5倍,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却只为印度的1.8倍。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中国远比印度富裕的感官差别。单纯就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之所以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快,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因素。尽管经济增长会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但中国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具有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巨大的政治能力。其政策的未来作用,目前也是褒贬不一,而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借鉴这种做法,也看不出哪个国家支持这种做法。

促使印度经济增长的“软件设施”中大部分重要因素都集中在无形的制度领域,例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主要缺陷都集中在有形的硬件设施领域。这种遗漏重要变量的观察分析方法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从而判断错误。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直接影响该国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发展潜力。而通过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BusinessEnviron-ment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的一系列系统证据得出结论,那就是印度的金融体系远比中国金融体系发达且有效率,尤其是在对农村地区以及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另外,印度的股票市场对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支持作用,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很少有机会在本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比如联想、华为等。

中国虽然在宏观经济和整体经济方面领先于印度,但在微观经济方面却落后于印度。在2007~2008年度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排在第57位,落后于第31位的印度。企业竞争力指数的一些分解指标,如企业营运和企业战略,都显示出中国的排名落后于印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析:其一,相对于印度,中国在宏观经济上的排名和在微观经济上的排名并不一致。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是建立在强大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宏观经济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权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非常迅速,但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因此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高,却在微观经济排名上得分低。要么印度的增长速度会升上去,要么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降下来。这种宏观和微观不一致的现象是不会长期持续的。其二,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只出现在最近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在早期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方面的排名都领先于印度。1998年,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中国排在第42位,而印度排在第44位。1998年以来,印度一直都在稳步、持续地改善其微观经济基础,这些改善虽然没有立即产生宏观效果,但随着改革的继续,印度经济必将获得改革回报。

和印度相比,我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普及教育水平,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在GDP崇拜的指引下,不去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修路,将教育和卫生成本转嫁给中国百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印度目前正大力加强它的基础教育投资,但在短期赶上中国不太现实,这或许才是印度与中国相比的真正劣势。

综上所述,所谓的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带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促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崛起并且持续较长时间增长的原因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制度建设、金融体系、企业发展以及软件开发等“软件设施”的构成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能够超越现在的中国。

四、结论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复杂的,仅仅关注中国短期的GDP增长,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牺牲整个社会的福利绝不是长久之计。通过分析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腾飞以及80年代经济停滞的原因,可以肯定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且极其危险;而通过观察印度经济近些年的稳健发展及其成功原因,又可借鉴其成功之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软环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基于对中国经济成功经验的借鉴和印度已经在“软件设施”等方面所做出的规划和努力,有理由相信印度良好的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指引下健康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有可能超越中国。

参考文献

[1]JoshuaCooperRamo:TheBeijingConsensus[J].ForeignPoli-cyCentre,2004.

[2]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J].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07,2010-01-05

《中国震撼》读后感(三):读后感

今年看的第一本书,充满了正能量,抵消掉之前许多因为看了太多负面报道负面评论而产生的负能量,效果大概相当于连看30天新闻联播。

同意书中的几个观点:

一.如果中国真能崛起的话,不光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国家即代表一个文明,文明的主体即一个国家。与中华文明同样久远的文明要么消亡,要么四分五裂,作为一个统一了的文明型国家当今世界只此“拆呐”一家,别无分店。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大型人口,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用担心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问题,文明复兴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与别人接轨,有些方面则是需要别人最终与我们接轨,中国人需要逐渐摆脱掉弱国小民心态,建立培养此种自信。

二.判断一个国家成功与否,不能简单地套用民主还是专制这个标准,而是应该用良政和劣政来评判。程序正确不会必然带来美好的现实,而是要从实际效果去检验政策有效性。民主的形态应结合各国各文明内在特点,遵从其内在逻辑,因此民主形式应是多种多样,不能一味地套用西方标准。迄今为止西方民主制度从未在一个非西方文明的国度中获得真正的成功。西方文明强调的是个人价值,而中华文明甚至东亚文明强调的是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上而形成的秩序,因此西方讲究的是不同个体以及群体之间的博弈而带来的相互制约和平衡,而中华文明则更能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统一的基础上前进。因此强势单一的政府的领导比西方式的多党竞争更复合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发展的需要。

三,中国模式有可能超越西方模式,成为各国追求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指南针。所谓中国模式即没有固定死板的模式,无招胜有招,在大胆学习他人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强调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以及混合经济和对外开放几个原则。中国的崛起可以启发各国,让其认识到在决定国家前进方向上必须摆脱掉西方强势的话语权,认认真真地从本国本民族文化历史传统中寻找方法和答案。

写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什么五毛粪倾,而是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曾遍访100多个国家,也算见多识广。偶把这些发出来也是希望那些天天在网上骂骂咧咧怨气冲天的人兼听则明一下。先说哈,可以骂,但最好不要打脸,实在要打,也请看完本书后再打。

《中国震撼》读后感(四):话语构成主义的“讲好中国故事”

话语构成主义的“讲好中国故事”

据观察者网:近年,张维为教授从瑞士回到中国,他常挂在嘴边是“讲好中国故事”。他的《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三部曲、他在多个场合的演讲、在BBC等外媒上接受的采访,乃至他在复旦大学创办的中国研究院,都力求打破西方话语垄断,重塑中国话语。在座谈会上,张维为再次提到,“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迅速发展,震撼了世界。要把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关键在于理论创新和话语建构。”呼吁“中国的理论创新、话语创新,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好的历史机遇。时代呼唤中国学人的原创性贡献,也呼唤中国产生具有原创力的学者大师。”

(一)

张维为“讲好中国故事”根据何在?其实,讲故事的理据在这里,即“话语以语言形式建构世界和形塑现实”。姚文放说,“因话语与权力的天然联系而与现实的社会机制和历史条件息息相关。因而话语所表达的知识和意义,就不再单纯是对于各种世界图景、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的被动反映或者主观意向的表现,而是一种积极生产、一种主动建构了。”

这个“符号形式形塑现实”,其实就是传播修辞理论中的“修辞认知”,与“感觉认知”对立。这个魔幻式的现实构成,时下很流行也很虚幻。作为电影计算机制作、谷歌视镜等大量的“虚拟现实”是其例子,也无不可以。但毕竟是“虚拟现实”,不应该在社会政治中使用,以为可以假乱真取代“经验现实”?

毕竟,话语(文化政治)是一个游移性、印象性和审美性的东西,并不能成为经验性、意识性和理性,乃至哲学观念的东西,更不能永恒为知识和意义。这样“以语言形式建构世界和形塑现实”搞下去,就是满街口号、满视频讲话和满地雕像啊!问题是,无数历史证明,凌空高蹈行得一时,行不了一世。张维为以“后学”为理路,跟着福柯的构成主义走,似乎走起来跛足。

(二)

福柯的后现代理论,实质是去本质主义,去主体的人,去精英,拉平一切差异。现实主义信念为什么促使我们寻找平庸的人们?因为,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常人时代的总量。夏中义问:谁代表人民?事实是,从理论到实践,人民其中的一员是不能代表人民的。相应地,张宁下判断说:鲁迅是本土历史的哈维尔。同样在进行一场存在革命,即真实感觉地生活的革命,而不是一场政治(权力)革命、不是一场社会结构革命。(张宁:我读哈维尔)

显然,夏中义跟张宁的理路是对立的。一个寻求社会实在知识,一个寻求文化感觉知识。一个现代性,一个后现代了。二人的差别犹如卡勒对“文学性”在非文学中极为普遍的存在现象的发现,即当今文学研究盛行为文化研究,从专业性文学理论到泛普的理论。夏中义说人民其中的一员是不能代表人民的,犹如俄国形式主义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坚持知识的独立自足性;而张宁说鲁迅不是一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犹如解构主义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将“文学性”功能,从认知领域转移扩展至存在领域,迂回于文化领域去实现政治、社会领域不曾实现的目标。

话语理论利用“文学性”弥漫、统治了整个精神观念领域。意味着在消弭了“真”“善”的同时,也消弭了“美”本身;最终消弭了专业性、象牙塔属性的知识,成为一条大街上的扫帚,无所不能的权力话语理论。

当什么都是是,一定等于什么都不是。没有内容的形式,在新鲜感下,行得一时,行不了一世。

(三)

“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

文学性成为后现代的主体构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左派看待现代性内部是一个虚拟的构成,如叙事、描述、想象、虚构、修辞等非理性形式,意味着对现代性之人文“神话”的本质,意味着现代性是一场立法和阐释——“意探究义而非规律寻找”——活动,意味着西方左派在政治夺权、社会改造失败之后,试图在文化上夺得一席之地。而秦晖把“文化研究”比拟为继巴黎公社“政治批判”、马克思“社会批判”后的一场越来越无实质意义的西马“文化批判”,说它是一场在资本的脂肪上瘙痒活动,坚信社会政治制度知识。

文学及其“文学性,从80年代构建现代性想象之“纯文学”活动转向90年代后剖析社会文本,如女性主义、少数族、摇滚、颓废和写作正义等权力反抗之“亚文化”活动,其中叙事、描述、想象、虚构、修辞等方式则是权力话语趁手的利器。

(四)

知识转向,都是话语转向惹的祸。知识是河床,径流的都是权力话语。

自言已经积累了大量社会理论文献,同时坚持寻找知识规律,而非阐释学地寻找存在意义的学者刘小枫,认为看到了现代现象与知识学联结(Modernelogy)的可能性,提出建立中国“现代学”的构想。于兹同时,余英时则认为,“现代化理论”是历史演进一元论之“西方中心论”权力视角。“较早的上古-中古-近代的历史分期、斯大林的“五阶段”说,或一度在美国盛行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Theory)等(规律论),均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

与之相对,诠释学从社会史(孔德)、经济史(马克思)转向文化史(齐格蒙•鲍曼),已经着力于“探究意义取代寻找规律”。

(五)

刘小枫说,瓦解现代性内涵,造成了自由民主的形式危机问题;说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的序言中说,人类正处于一个“隐喻的丧失”的时代,即法律制度正丧失其“古老的意义”,变成干瘪无味、缺乏意义后援、散漫的、没有一体性(共契性)的语言”。道德(个体心性的塑造)与伦理(社会制度性的秩序),法律与法律条文相互脱节。伯尔曼是从政治信念习俗丧失的角度,去看待理性主义下自由民主的危机问题。

同样,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理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跨越边界、填平鸿沟,成为“理论”。从文学理论走向理论,走出了哲学理念的“象牙塔”,“文学性”失去了知识制度的约束,成为了很少社会的“‘文学性’研究方法”,直接介入和干预伦理生活。它从一种文学思潮,进入一种文化思潮,更进入一种社会思潮。它一套一套,却没有知识生命的根。史载,中国明末“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少有恤民之心,与理学规范格格不入。“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口讲圣贤之学,实求私欲之功利。程朱形而上学的失效,王阳明认为是学术之不明所致;是知行分离,一切成了“话语”,语言成了言语游戏:

这相当于,把诗变成了诗歌作法,把伦理变成了伦理学,把宗教体验变成了宗教研究,把人生智慧变成了学院派的学术研究。

从“文学理论”走向“理论”,结果是理论失去了知识根基;话语失去了语言。

(六)

“理论”有其所崇奉的品格。

理论跟会计思维类似,将一切价值等级转化为可以计算的平面对象。理论不搞冰冷的学科象牙塔,不搞“高雅”沉思,不搞阶级区隔。反之,将意识为核心的阶级差异化为文化、性别、种族差别;将理论体系化为符号系统,将美学化为趣味。美不在高高的象牙塔尖上,而在“大众化”、在“日常生活化”。毛时代搞没有形而上学的哲学,用“人人都成为哲学家”解构哲学;于是哲学不在专业探究,在大众阐释,在日常建构。于兹,工农万众的“存在感”爆表,人人成为理论的主人翁、大批判英雄。事实上,主人翁只有一个,如果人人主人翁就是消解了主人翁;英雄只有一个,所谓平民英雄就是消解英雄。

这是真正的平民时代,这也是社会越来越不安定的原因,每个人的心都被“后学”放大了!没有实证知识标准淘汰,人人都可以任意阐释,谁又服从谁?!

所以,“理论”的品格是革命,终点是走向冗余。

(七)

朱学勤写《在文化的脂肪上挠痒》一文,说“塞纳河左岸来的左翼批判,都是失败的记录”。说明二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左翼(马克思主义)从政治斗争、到社会斗争,终于文化斗争,一路走下来都是一部失败了历史。实际宣告了左翼之经济政治文化运动的失败,最后的左翼法兰克福派搞文化批判,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冒着被驱逐的危险砍砸资本主义的天灵盖,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肥厚的下腹部刺针,等于是在资本主义脂肪上瘙痒,换取学术奖章。总之,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中,一边是右翼,一边是左翼,二百年来左翼不断批判右翼,右翼不断自我完善,左翼也走到终点。

今天,塞纳河左岸来的左翼批判运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运动走到了终点。所以,为什么福山说:历史终结了。

(八)

社会政治关心的主要是阶级、革命、斗争、政权、党派、制度、战争、解放、胜利等规律性的问题,具有认知性、实证类知识性的实体性属性;文化政治则主要关心性别、种族、民族、族裔、年龄、地缘、生态等规范性、意义性的问题。刘小枫断其具有印象式和(“文学性”)审美式等存在性属性。与实打实的社会政治的不同还在于,文化政治进入了日常生活,更多与人们的生命、生活、躯体、胜利、心理相关。对于这些关乎人身的生物性、遗传性、自然性因素,社会政治(理性政治学)往往不如法眼。

马克思说,一切被统治阶级的趣味,都来自都来自统治阶级。文化政治感觉印象式非常务虚,而政权和制度等才是实体知识操持的根本。

(九)

后现代转折后,从存在论看世界,而非过去从知识论看世界。

由于文化政治的介入,知识人生的理路有二:是取冰冷,还是取体贴的问题;是追求的象牙塔绝对普遍知识,还是切近生活寻求解决痛苦知识的问题;是为知识而知识,通过抽象抵达事物本质,还是为人生而知识,在感性具体中给生命以呵护和慰藉的问题。这是两种知识路径,从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补偏救弊的理路来看,二者并不矛盾。于兹,话语合法性得到解释。姚文放撰写《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趋势》,全景式描述了理论界从追求文化知识到追求文化权力的转向实质内容及过程。

到此,知识问题化解为权力问题。但这也暴露一个破绽:知识是永恒的,权力是动态的。从此开始,撕逼没完没了。这也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浮躁时代。

(十)

举个例子,原本中国经济问题有一个实质内容。2012年政府出面委托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制定一份“长期改革路线图”,包括以下方面:1、推动银行业私有化进程,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同时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2、土地私有化,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3、国企改革,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这些问题内容,都被一句“中国特色”说故事,轻轻抹去。“讲好中国故事”,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因为故事“必然与文化权力乃至其他权力形式相关,与权力斗争及其背后的各种特定的利益相牵连,它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角力场。”(姚文放)

惯于在基本价值取向与实际价值取向之间跳来跳去,这是话语理论的诀窍。

(十一)

总的说来,“文化政治”是与一般“社会政治”相对应的概念。社会政治太复杂,就用文化政治轻轻抹过去。以讲故事为例,讲故事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们看完张维为《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三部曲时,感到周身热血沸腾,眼泪夺眶而出,说明这个“故事”是非常成功的。而“知识”却要求人们冷静的思考。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用“故事”渲染手法来讲述政治、社会和历史等严肃的“知识”问题。

与清末斌椿《乘槎笔记》中将英国伦敦诸种异质现象加以“中国化”一样,讲故事将普世性的知识“中国化”。“斌椿努力观察西方,看到的却是自己”;斌椿笔下的西方记述,却展现的是中国文化的景观,变成了自我欣赏。(余冬林:试论斌椿《乘槎笔记》中的议会形象)

置于权力语境中加以叙述,一切中性的知识都赋予了权力骄傲的色彩。

(十二)

中国故事从知识形式主义走向知识历史主义,从“形式转向”走向“话语转向”。这不是一个理论创新,而是一套文宣策略。在林林总总的“后学”理论,看重话语的建构作用。通过研究、运用话语的构成,寻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的“复兴”景观的构成。讲故事的好处是,话语是语言,但又超越了语言,有构成功能;坏处是,最终会对语言之形而上知识消解。话语像一个饥饿的艺术家,会把所有的真实性符号吞噬得干干净净。当话语失效之时,是语言抽干真实之日。语言失去纯粹形式和结构,建立在纯粹形式和结构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之话语,必然随语言失去而轰然坍塌。

换言之,语言是现代性的,话语是后现代性的;没有现代性,后现代无着落。中国无力于后现代性的“讲故事”,所谓后发国家,现代性政治、社会知识累积,尚需很大一截时日。

中国没有后现代的资本,讲故事会有成为讲笑话的危险。

(十三)

福柯的话语理论对于追索现代性历史背景和权力关系特别有用。但这就等于,是把原本实证性的“知识理论”看成实用性的“话语”理论了,也就把普遍知识的实质看成是历史语境下一种权力————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权力————作用的结果了。照此,天下没有普遍、必然、客观、有效的知识了,一切都是相对性、历史性、具体性、地方性、集团性知识。

这就是“知识社会学”,“中国特色”理论由此成立。所以,“讲好中国故事”实质上是一套“后学“游戏。这也是张宁言及“韩东一些东西根本不具有那种内在的流动性,另一种意识形态写作而已”之关节。说到底,一个人不应该将“自己真切的感觉”编织进“讲故事”之“后学“术语中。因为中国的真知识依然是社会知识;中国真问题依然是政治问题。在现代性历史尚没有完成时,谈论文化研究-话语构成的确当属假问题。

《中国震撼》读后感(五):《中国震撼》读后感

初见此书,内心便先被其血色如洋的封面所小小地“震撼”了一番。旭日东升的景象,正是对时下中国的发展最生动的描述。由此可见,作者对本书倾注了不少心血,以及对国家发展的殷切期盼。

张维为教授的视角是独道而客观的。单从他曾随领导人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的这一经历来说,此书便有足够的说服力。他把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放到国际大背景中,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并得出,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书中,对于“中国模式”的阐述,更是精道而明畅。书的开头,便提出了不再误读自己这一点,这是一种理性回归。确实,许多国人向来对国家的发展秉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但这却可能容易矮化了自己,不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潜力。前段时间,来自世界银行4月29日的一份报告指出,该行当日更新了各国基于按照购买力平价的GDP数据,结果发现中国今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这让一直稳戴“第一大经济体”桂冠的美国顿感羞愧。中国在不断发展,各种数据不断刷新,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要做的,是认识好自己,并非误读自己。我很欣赏文段中最后一句话:与其老是在那里谦虚推让,还不如早早做好软、硬实力上的准备。我们需要新的大国意识。说得很在理。

中国板块,幅员辽阔。我们的发展,同样面临着地域不协调的问题。加之国家人口众多,情况更加复杂,这就意味着,不能囫囵地用全国均值来反映国家整体的发展。每个地方的发展状况有好有逊,各省市的GDP又不尽相同。于是,作者将中国分成两大板块,提出了“准发达国家”板块与“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一概念。并从这两大板块的良性互动与相互发展,得出了1+1大于2的结论。应照了邓小平爷爷所愿景的:先富带动后福。通过改革,一些容易快速发展起来的、有地理优势的地方率先发达起来,然后依托发展起来的区域,带动后面的紧紧跟上。这便是中国正在实现的。今日的珠三角,长三角,北上广深,还有国家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都是朝着这种积极地良性地发展模式而迈进。

而我们国家的发展,为何说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呢?书中用了大篇幅作出了解说。而我想谈谈自己的体会。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有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其丰富性与包容性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是一点。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思维方式与观念便有别于西方国家,社会性质也不相同。西方世界崇尚“个人主义”,一切都只关注个人的发展。而我们是一个以家庭,家族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因为有了这种价值观,我们便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我们也就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而不同”是我们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把我们的个体追求与社会发展统一了起来,社会与国家关系协调稳定,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我们的经济发展,率先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经济发展是为了百姓福祉,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体现了“经世济民”的人本理念。我们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并不断地学习、丰富、完善这种发展模式。我们没有向东欧许多国家那样对西方模式照搬照抄,而是结合国情,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并保留了自己的优势、特点、传统。这也使得我们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越走越宽阔。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八大特点,是中国发展积累下的独特的经验。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我们的崛起不同一般。

中国的发展,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国家兴起路程。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探索。中国如今取得的成就,足以说明这种中国模式是可行的。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官员腐败等问题,是一道道需要迈过去的坎。中国正年轻,并充满无限可能。相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唯一所要确保的,是社会的、国际环境的安定。让这条复兴之路,踏实又豪迈地走好。

:大一那会,一同学入党推荐读的(要求写读后感)他不想看,我自己速读了一遍,替他写的。你懂的~

《中国震撼》读后感(六):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我的题目也是一个问题,希望各位也能够在内心做一个自己的思考。其实在我刚听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内心略微有一点抵触,因为我知道,不管有些人和国家承不承认,中国已经毋庸置疑的崛起在了世界的东方,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等等。所以我害怕作者又像其他人一样,一味地的罗列辉煌。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树立自信并且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去发现仍然存在的问题。庆幸的是作者没有一味地自卖自夸,也没有逃避,而是迎难而上(当然这个难是带引号的),去回答了每一个困扰在一些仍然不自信的国人心头的一些问题。下面我就书中的几个令我印象深刻的点结合我自己的想法谈一谈。

我们现在总会纠结一些问题,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一个偌大的国家。作者说:中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问题就算是某些国家的十倍也不为多。而我想作为一个补充的是,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到现在二百大几十年走过的路,如此迅速,问题当然会存在,但我们并不需要悲观。

关于GDP,人们总爱说第二有什么用?平均还不是一百来名。但作者讲的GDP悖论作对此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作者引入了购买力平价法,可以更好地来评估当今人们的生活水平。

关于贫富差距,其实贫富差距是每一个国家发展时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像作者所讲的关键是看贫富区域是否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作者引用准发达板块和新兴经济板块,对国家发展水平的评估避免陷入了盲人摸象的误区。

关于政治制度问题。人们总是吹扬外国的民主,其实民主是相对的,外国的领导人凭着自己背后的财团的支持,靠一张嘴演讲赢得总统的位子,最后还是代表着某些人的利益。中国式的选贤任能,恰恰避免了产生像小布什,希特勒这样的嘴皮子领导人。并且中国正是有了强势的政府,才有了现在和平稳定,才有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正像作者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一再的误读自己?为什么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真的是以上的这些问题吗?我看不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对于这个国家有了所谓的思维定势:似乎只要在网上有这样一条类似的批评时政的新闻或者政府不作为的报道,就会有一堆人的转发评论,破口大骂,吹嘘国外。

前阵子网上有一个很火的段子。说美国护照上写着:不管你身处何方,美国政府和军队都是你强大的后盾。中国护照上写着:请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并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翻译过来是:美国说:出去了有人欺负你,招呼一声咱修理他。中国说:出去了老实点,听人家话,少给老子惹麻烦。很多人一看到之后立刻就无条件转发,一边转发还一边控诉加吐槽。经过后来的辟谣证明,美国护照上根本没有这样字。关于护照的争论不是重点,这样的一条状态,却能引发这么多人转发,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或者说,真正出事的,不是这个国家,而是人心?人们似乎觉得这样做就能体现出一种民族责任感,觉得这样是一种胸怀天下关心疾苦的表现。或者说觉得吐槽自己的国家是一种高等级的表现。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一些人的愚昧无知,和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不自信而已。面对问题是我们屡次犯着像这个护照事件一样的错误,没有调查的妄加评论。所以我们在看待一些问题时,要多一些理性,在看待自己国家时,除了理性,更要多加一份自信。

有句对当代年轻人的话最近很时髦,说:现在的你是什么样,十年后中的中国就是什么样。其实这句话我想对所有人都适用,世界认识中国正是通过我们每一个个体。而且当今的时代是信息的时代,你在微博上没有根据的一个吐槽,就可能给一群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想对大家说,月有阴晴圆缺,外国的月亮未必圆,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做自信的中国人。

:首先可能由于自己的阅历尚浅,思想深度不够,在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提出宝贵意见。[emailprotected]小丑的眼泪T_T

《中国震撼》读后感(七):本书需要批判性地阅读

西方的逻辑思维是个好东西,但远远没有解释世间的所有事物,基于“人是理性的,会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得出的结论同样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确实有很大差异。中国强调整体,处事的时候就会分析自身所处的环境,权衡利害得失,人人如此,就需要协商,平衡各方关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西方强调个人利益,奋力争取,让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造成对抗,最终强势一方得大利,虽然经过调适,也可以达到利益平衡,但对抗的本性不会改变。

如果中国有人能以“人是理性的,能够在平衡整体利益后,让自身利益最大化“提出严密的逻辑思考,构建理论框架。那就善莫大焉。

《中国震撼》读后感(八):为实现小康社会而呐喊

当今中国的快速崛起,早已是世界上一个得到公认和形成共识的不争事实。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大国风范体会最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自豪。

拜读了我国旅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张维为的力著《中国震憾》,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了。张教授被称之为是“中国模式”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理论研究者,他以亲历百国的现实经历为依据,以全球视野作比较“中国经验”,对“中国模式”进行最强有力的理论总结。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无比振奋。对照张教授的《中国震憾》,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正如《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者罗伯特.库恩在评价本书所指出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现实,已经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模式’更高远、更人性化。”

回顾历史,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尤其是经过十年文革浩劫,党及时纠正错误,实行改革开放,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了显著的增强和提高,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世界为之震撼,而这个这种和平崛起的强劲势头,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有关中国崛起的热议,褒贬不一。

然而,不管外界如何评价中国,我们却始终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邓小平同志所确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选择,要实现这一目标,要靠千千万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艰苦努力,这一点无需置疑。

读了《中国震憾》这本书,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能有今天来之不易,是一代又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辛探索,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才取得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因此中国的强大是必然趋势,是遵循科学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明证,不禁使我想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至理名言,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声。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辉煌,是因为我们根据国情自己选择的一条正确道路。放眼世界看,原东欧的许多国家正是因为没有从自己的国情出发,盲目效仿西方的发展思路,结果最终导致国家的解体、政权的更迭。这些惨痛的教训引起了我党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我们党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坚定信念,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中国的强大要靠全体中国人的自强不息,坚定信念,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要视国家责任为已任,发奋力强、努力工作,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立于世界不败之林。

《中国震撼》让我震撼。

《中国震撼》读后感(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张维为亲身所经历的国家超过百个以上,从视野上看,比我们一般民众亦或是一般学者所见所闻丰富很多。正如张维为自己所说只有比较才更有说服力,正是书中一次次的比较,清晰明朗的看到了中国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让中国日新月异,飞速发展。而相比于印度,非洲以及东欧等’国家所采用的西方民主制度,中国的成就使他们远不能及。而对于民主,张维为观点很明确——我们需要民主,但不是西方民主。尽管张维为用很通俗易懂的话来描述中国模式给中国带来的成功以及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但一些人的思想层面始终局限于国内矛盾,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让他们看不见中国模式的所带来的好处,只看到不足。然而哪个国家内部不是矛盾一堆?重要的是看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否解决这些矛盾。比如奥巴马一直想要禁枪却一直不能实行,“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直言说美国现在的政治是“否决政治”。相比与美国的“否决政治”,中国的禁枪大家基本都觉得是心安理得,从来不会觉得这是中国模式带来的好处!

最后一句话:视野开阔点,别局限在国内一时的矛盾上认为中国没救了,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很精彩!

《中国震撼》读后感(十):有些说法不无道理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县际竞争”,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决策主要在县一级政府,“通过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展……政府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约安排,佃农分成于层层承包的串联”,产生了“令人敬畏的经济力量”。经济学家史正富也认为,中国的“三元主题”(中央领袖,部门科层,地方政府)良性互动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

“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避免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都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是这些活动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

政府是必要的善。在一个游戏规则完全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过强势政府来推动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

学者潘维有一个很好的论述:中国历史上,一个开明的皇帝代表一个朝代,具体做事的是一个儒家执政集团,好的朝代延续数百年之久,远远超过美国的整个历史,一个朝代及其儒家执政集团代表的是“天命”,其跨度一般都是上百年。

关于政党的合法性,努力克服各种危机的本身就是政绩合法性的一部分,甚至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最好时机。

现代花完成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几个特点:一是政治与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大会影响经济,不大会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二是这些国家享有了比发展中国家多几十倍的人均资源,也就是说国家有资本去承受政治内耗;三是中产阶级已成了社会主体,中产阶级倾向稳定;四是西方精英阶层通过数百年的政治历练,已经获得了掌控国家主要资源和权力(如国会、金融、媒体等)的能力。这些条件满足后,西方国家才开始搞一人一票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所以一定有轻重缓急。中国人没有按照西方的逻辑去做,我们把消除贫困作为核心人权,实现了近四亿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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